主持人陈扬谈高考落榜 称高考已无存在意义

2022年9月3日 by 没有评论

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的比例为29:1,当年成功的考生是幸运者,而剩下那28/29的落榜者,或是那些根本无缘高考的人,他们如今命运如何?没有走入那道金光闪闪的“龙门”,他们对高考、对大学有着什么

“自我教育”这种能力,说得不好听点,就是像狗一样活着――饿了去找肉吃,病了去找草吃。

如果只考文科的话,我相信没有人能考得过我,如果考理科的线年级的学生就考过我了。

1954年生于广州,高中毕业后在广州师范学校获中专文凭。1974年至1979年在花都一中学教书,1977年高考落榜。

1981年起担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记者;1985年至1987年在广外读了三年夜大,获英语专业大专文凭;1988年到德国进修。曾先后担任《新闻之窗》等电台节目主持人。2004年起至今,担任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《新闻日日睇》节目主持人,深受市民好评。

“我不再年轻,但G4正年轻;我没上过大学,但G4都是优材生。”广州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扬带领的G4团队,都是清一色大学毕业生,但他自己的履历表上,学历一栏上却是“大专”。在1977年高考落榜生陈扬看来,一个人具备自我教育的能力,比上大学更重要。

假如30年前,我数学能考够30分,恐怕就能迈进大学校门。但是,很抱歉,尽管我的语文、政治、历史的分数不错,可数学只得了6分。我成了1977年全国570万高考考生中的一个落榜生。

我一点也不为这个结果感到难过。这种心态,对现在视“高考为成才唯一途径”的人们来说,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。落榜的结果是在我意料之中。我十分明白自己偏科,考试前我没像其他考生一样挑灯夜读,落榜后我也没打算第二年高考再去搏一搏。有的考生把高考作为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机会,我恐怕属于上进心不强的那种,考不考得上都无所谓。

我没考上大学,我父母也没有什么意见。30年前人们对高考的看法,不像现在,认为年轻人必须要去上大学,才算人才,否则就是庸才。

现在这种社会心态,导致高考生把落榜看得太重,甚至去自杀。假如30年前,我落榜了就自杀了,那街坊们现在怎么能看到我的节目?(笑)

就中国的传统来说,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这也是现实。我的同学中,有一些考上大学的,后来干得非常好,当上博导、教授、官员、老板,现在非常忙。而在没有上过大学的同学里头,我算是最忙的。

但我不觉得自己算是“成功人士”。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,才是成功。我现在为了1个小时节目,要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8点,这叫疲于奔命,哪算什么成功。

有些人说,我们这一代人是悲壮的一代。其中的少数人通过考上大学,成为今天的社会精英,而大多数人是处在社会的底层。我认为,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怎么走,关键在自己有没有停止学习、有没有停止努力――我从来不用“奋斗”来讲人生,这个词不是谁都可以用的。在奋斗,切?格瓦拉在奋斗,卡斯特罗在奋斗,我们一个“小蚂蚁”奋什么斗啊,能够作为一个生活的幸存者,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而我能“幸存”下来,不过是得益于“自我教育能力”。这种能力,说得不好听点,就是像狗一样活着――饿了去找肉吃,病了去找草吃。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,即使没上过大学,他一辈子都在上大学,知道如何满足自己的兴趣,找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;而没有这种能力的人,他在学校里读了几年就是几年,大学之后也难有什么长进。

我的优势在于:我读的是师范,知道怎么给自己形成一个自我教育体系,所以我的自我教育能力比其他人更强。1985年至1987年在广州外语大学读夜大,1988年到德国进修新闻和时政,让我通过学院式的教育,掌握多了一门语言,让我走出国门,看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广播体系和最专业的职业思维方式,但在日常生活中,其实我更多的还是靠自己个人实用性的学习、摸索和领悟,来完善自己的知识构成的,而不是单纯依赖于一两次的学院式教育。我最重要的自我教育方式是读书与实践并重,精读与泛读交替,读经典作品与读经典理论两条腿一齐走路。因此我觉得我的自我教育一直是卓有成效的。

77、78年通过高考、今天又是事业有成的人,会感谢高考改变人生;而当年高考落榜者,不管今天成功与否,他们不会骂高考。我相信,没上过大学的这些人,其人生故事可能会比考上大学的来得更丰富精彩。

但,高考恢复30年后的今天,越来越多的人,考上的、没考上的,大学毕业出来的,都在骂高考,因为时代已经变化,高考制度实际已没有存在的意义。

其实30年前的高考,在人才选拔中也有缺失的地方,它不一定把最优秀的人都囊括进去,只能大概划一条线,把比较强的人选进去。如果只考文科的话,我相信没有人能考得过我,如果考理科的线年级的学生就考过我了。

我主张取消统一考试,让各个大学自主招生。当年100个人挑7个,现在100个人挑70多个能进去,有必要这样去卡吗?而且,现在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,就为了这个高考而学习,越来越不能自由成长,离快乐越来越远。我觉得,现在生于八九十年代的孩子并不快乐,他们所谓自我,不过是一种极端的反抗方式。

我曾经口出狂言,按照大学教的新闻学理论去采访,什么都采访不到。如果让我来教新闻系学生,我会让他们多看经典的新闻作品,然后再学理论,再去实践。缺少经典的熏陶,这是现在大学生最严重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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